那么，与其另寻某个概念来解释一，不如就一本身看一。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但这一毫厘之失影响了时代比他晚出一百多年的易学大家虞翻（164-233）。
《中华大字典》：埶種互训。太极之太即是否泰之泰，天地、阴阳之通也。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对卦象义蕴进行描述的地埶应该是一个句子或短语，它的主词或主语必然或必须是作为该卦所取之物象及其组合。对照解卦的震上坎下的雷雨倾盆，其《大象传》为雷雨作，解。这就是地势，顺读来佶屈拗口，而必须去掉逗号，以地势顺缀接为句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说三点都是不能成立的。摘要：地埶之埶字有势和蓺两种理解，班固以埶为势，王弼注易因之，再到孔颖达将辅嗣易注收入《五经正义》，埶之势解遂成定论。[50] 由此可见，北方经学基础之薄弱。
[53]这一情形，不利于北方的政治经济发展。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就学术而言，起初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47]，正是有了江汉赵复等南儒的北传理学，才形成了北方的理学风气。其三，科举取士程序过于烦琐，并且参试和中试者人数稀少，形同虚设，不如从起义将领中选拔各级政府官吏，直接任用国子监生作官和用荐举形式不断发掘和启用人才这三种传统方式来得简便有效。
[7]陈梦雷等辑：《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六卷，清雍正铜活字本。从用意上讲，新的科考程式有革除前代科举之弊的明显意图。
[23]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411页。此时在明太祖的头脑中，科举领域，五经学传统比四书学传统可能更为重要。王朝的目标在于抑制南人，废止科举一个月前的洪武六年正月，在第三届乡试合格者中，预先录用了河南和山东出身的一些所谓北人。[56] 这次的南北榜事件，更多地被认为是一场冤案，因为当时南北两地在经学水平上的差距实在太大。
可见朱元璋对于人才、对于选举的重视。……真正的儒士在朱元璋那里是得不到亲近和实心委任的，……朱元璋的这一做法，也与他的出身和当时的形势有关。一、五经四书之间：明初科举之兴及科目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寒微，却能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4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栾保群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55页。
[55]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在北方的传播，也促进了北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56]张廷玉等：《刘三吾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七，第3942页。
[34]参见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第2322—2324页。[18] 很明显，太祖对初行科举的效果非常不满，最主要一点就是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且不堪实用，无法以所学措诸行事，故而无法实现他责实求贤的初衷。
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6]六德指周代大司徒教民的六项道德标准：知、仁、圣、义、忠、和。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8]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23—1524页。[29]杨海文：《〈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如此一来，科考程式规定先五经而后四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太祖向北地颁布经史书籍、增加科举录用名额，与其在北地推行的大移民行动一样，都是明朝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稳固和平衡明朝统治，解决元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归于务本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实用主义考量当然可以理解。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文字决定去取，尽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见。
古者人生八岁，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
[30]张廷玉等：《太祖本纪三》，《明史》卷三，第40页。然而科举仅行三年，到了洪武六年（1373），太祖便宣布罢废科举，他对中书省臣言： 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材，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之所以有如此规定，应当与元代科举实行的主要推动者如许衡、王恽等都属于四书学者有关[10]。至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又命礼部颁行科举定制：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
三部《大全》的纂修与颁行，固然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稳固确立，却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禁锢与偏狭。[20]关于这一点，太祖的罢废科举，与他的罢废宰相之举，似乎正好可以相互印证，钱穆先生谈到明初罢相时就曾说过：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于太祖。
[52]张廷玉等：《选举志三》，《明史》卷七十一，第1716页。[3]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小明王韩林儿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可是有一样没有推翻，就是科举制度。[31] 自此，科举考试成为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再未中断，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32]。
[37]周春健：《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18]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第1443—1444页。[14]宋濂等：《选举志一》，《元史》卷八十一，第2019页。科举考试皆为南人，倒未必是因为刘三吾等人对于南人的偏袒。
[59]换言之，刘三吾等人只是明太祖均衡南北发展的一个牺牲品。《诗》，朱氏传、古注疏。
又认为：在‘经义中，元明清均以四书义为首要。[3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页。
[20]毛佩琦：《明初政治转型和科举制度的确立》，《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而不废古注疏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二是可以‘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三是可以‘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